按：這是我在我選的一個大一政治學課程裏寫的一篇論文。不過由於我的英文寫作不太完美，才拿了26/30。我認識的一個整天上課玩玛丽奧的學霸拿了29/30。我終於知道幾百年前，基督教徒為什麽要燒死那些科學家了。你真的以為那是宗教原因嗎？反正我看見一些總拿接近滿分的學霸也有燒死他們的沖動就對了。
美國的國父之一，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寫下一段廣為人知的話，“人人生而平等”，它不但被記錄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上面，還成為了美國社會最不可或缺的價值觀。雖然美國人堅信他們的民族誕生於民主和平等，但美國今天的社會現實往往和他們的信念相互矛盾。因而，美國人很聰明地轉變了他們的信念，從強調物質的平等到著重機會的平等（Dalzell, 2013, p.159）。然而不幸的是，機會平等並不存在於物質平等以外。Stiglitz（2012）就指出，“（財富）越是不平等的國家，其制度將越是減少機會的平等”（p.18）。這兩個理念永遠不能被分開，它們是緊密聯繫的。因此，當美國人那機會平等的信念，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夢”再次破產的時候，並不會讓人感到絲毫詫異。接下來，美國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強迫自己去相信那些掠奪社會財富的富人最終會回饋社會。美國人甚至害怕富人沒有足夠的錢去回饋社會，所以還特地為他們減稅，助他們早日實現目標。這絲毫不是黑色幽默。百分之六十三的美國人相信“美國會因為擁有一群富人而受益”（Dalzell, 2013, p.163）。然而，Dalzell強調這也不過是一個錯覺：慷慨解囊的富人僅是少數異類，大部分富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美國人將他們的信念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只是為了讓他們平等和民主的信念與那不平等的社會現狀可以相互共存，他們始終不願意放棄那“美國是平等和民主最堅強的堡壘”的信仰（2013, p.159-163）。是時候停止這樣的錯覺了，是時候承認經濟不平等非但不能和民主相互協調，而且它“最終還會毀滅美國的民主”，就像Janet Yellen，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三藩市分行的主席和執行總裁指出的一樣（cited in Dalzell, 2013, p.157）。
這篇論文將會論證經濟不平等是美國民主的威脅，原因有三：第一，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被富人掌控，所以它們只會從富人的立場來看這個社會，同時卻忽視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群（Chomsky, 2013）；第二，經濟不平等對人民的政治參與度有巨大的負面影響，富人除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經濟不平等本身，還有資本主義這個促進經濟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它們在本質上是和民主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相互矛盾的。
在極權國家裏，政府控制了媒體，因此對於該國家的民主政治是一個威脅，然而在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中，例如美國，媒體同樣是被少數人掌控的，只不過通過一種更隱蔽的方式。這樣的隱蔽性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美國人並不察覺（他們的）真實處境，遑論去意識到少數人對於媒體的把持是如何逐漸腐化他們的民主社會的。McChesney（2000）指出，“如果我們對於民主政治抱有認真的態度，我們必須要從結構上改革（我們的）媒體制度”(p. ix)。這道出了民主與現有媒體業的關係：它們是永遠不能共存的。儘管記者們在學校裏被教育要做到誠實和客觀，才能為大眾的利益服務，但是這樣的理念在現實中從來就不曾實現，因為記者永遠不能“從大企業和商業的壓力下獲取獨立權”（McChesney, 2000, p.49）。基本上，權貴們通過兩種方式來摧毀媒體的獨立性。第一，他們直接買下主要的媒體進而取得擁有權；第二，他們通過投放廣告來獲得對於媒體的影響力。在他們著名的學術作品中，Herman和Chomsky（1988）就指出主流媒體的掌控權全在富人或是那些被富人收買了的利慾薰心的走狗手中，因此媒體“與大公司，大銀行，和政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共同利益”（p.14）。當新聞在媒體上播出以前，它們已經被（媒體）自我審查，以確保不會對它們的主人和朋黨產生任何危害。
隨著時間流逝，媒體壟斷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就像McChesney（2000）所羅列的，七家出版公司掌控了整個美國市場；五家音樂公司控制著百分之八十七的產業；六家媒體公司壟斷了百分之八十的有線電視；還有六家公司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有線電視節目（p.18）。Ted Turner，時代華納公司的前副總裁承認道，“美國所有的有線公司”都被少數人所掌控（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18）。除了媒體的擁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富人和那些龐然大物般的公司還會通過把大量金錢投入廣告的方式來控制媒體。從宏觀上來看美國的廣告產業，僅在一九九八年，總值二千億美元被投放到了整個廣告市場，而其中的一千兩百億是被媒體吸納的。從微觀上來看，把目光縮小到一個單一的例子：迪士尼公司投資了一億四千萬美元去拍《獅子王》這部電影，卻另外用了六千萬去做廣告。“這部電影反而像是一件次要的附加品，”一個產業分析員闡述道（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39）。無論從宏觀或是微觀看來，被投入廣告的資金都是巨大得難以想像的。這反倒可以讓人理解大型廣告商對於媒體的影響力是多麼顯著的。
既然媒體被少數富人和大公司所掌控，當主流媒體為了服務精英的利益而去違反新聞道德的時候，就不會讓人感到過份訝異了。McChesney（2000）就舉出一些例子來展示因為“現有新聞業的局限性，使得它不能成為一個伸張民主的機構”（p.58）。一九九六年，Gary Webb，San Jose Mercury News的一個記者揭露了“CIA和美國貧民區裏的毒品交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使得非裔美國人紛紛（向CIA）要求一個答復，然而就在這時候，所有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報，和洛杉磯時報”異口同聲地攻伐起Mercury News來（McChesney, 2000, p.59）。個中原因很簡單：如果這個新聞是千真萬確的，這就意味著主流媒體把這件事情掩蓋了數十年，而所謂的出版自由的理念不過是一個虛幻的假像。其結果不能再顯而易見了，Mercury News撤回了該報導和辭退了Gary Webb。這個事件並非絕無僅有，其他類似的事件也常有發生。例如一九九八年，CNN撤回了一個報導，關於“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有可能對（他們的）逃兵使用sarin，一種神經性毒氣”，還有更著名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在伊拉克戰爭以前和期間的偏袒性報導（McChesney, 2000, p.59-60）。
當媒體被腐化，從而只傳播某種它們想要大眾去相信的資訊時，美國的民主似乎很難持續下去。極權國家和某些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例如美國對它們媒體的惡行好像越來越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了。看起來，它們不過是使用不同的手段去達到相同的目的。McChesney指明，“就像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說的，除非所有公民都可以像權貴一樣輕易地獲取同樣的資訊，否則自治（美國）政府是不能成功的”（cited in Jones, 2009, p.28）。為什麼呢？Dahl（2006）闡明了個中原因，“（人民）得到啟蒙後的理解能力”是“理想民主政治”的一個根本元素。可以總結道，在很多歷史上的知識份子看來，如果自由獲取資訊的管道被少數權貴堵住了，所謂的民主政治只會成為水月鏡花。經濟的不平等為富人打造了通往特權的基石，特權使得富人能夠把他們不想讓大眾察覺的某些資訊隱藏起來。這樣的行為腐蝕了民主政治的所有根基，包括“有效的參與權，議程的最終決定權，還有（大眾）獲取他們所需要的資訊來做出明智選擇的基本權利”（Dahl, 2006, p.9）。經濟不平等不但腐化媒體，還侵蝕著人民的政治參與度。
Solt做了一個研究來解釋經濟不平等和公民政治參與度的關係；在他的論文裏，Solt首先分析了哪個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說法最站得住腳。政治學家揭示經濟不平等和公民政治參與度的關係的歷史可以被追溯到一九七八年，從Brody開始。最初設計這樣的研究是為了找出發達國家參與投票人數減少的原因（Solt, 2008, p.54）。幾十年來，多種理論相繼被建立，用來解析這樣的現象，包括“相對權力學說”（the relative power theory），“鬥爭學說”（the conflict theory），和“資源學說”（the resource theory）。根據相對權力學說，收入不平等對窮人的政治參與度是有負面影響的，因為相對有錢和有權的人會在各種各樣的議題上持續地勝出，他們甚至可以用特權去阻撓那些（對他們不利的）議題在公眾面前曝光。因此，窮人會逐漸意識到他們是被排除在政治遊戲外面的，繼而喪失他們的政治熱情（Solt, 2008, p.49）。根據鬥爭學說，相反的結果被主張：隨著經濟不平等的增長，富人和窮人都會被迫去關注那些“（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政策”，這最終會提高人民的政治參與度（Solt, 2008, p.49）。最後，根據資源學說，公民的政治參與度和他們的“個人收入”掛鉤：窮人傾向於較小程度的參與，而富人則完全相反（Solt, 2008, p.49-50）。Solt的研究發現和相對權力學說是一致的：“經濟的不平等打壓了政治參與度，特別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2008, p.57）。
根據Solt的研究，“收入的不平等對於中產階級和低收入人群的政治熱情，政治議論，和選舉參與度都是有強烈負面影響的，除了富人”（2008, p.54），這樣的結果當然會和很多人對於民主的觀念相互抵觸。Meltzer-Richard模型指出，民主制度應是有能力調整經濟不平等的：當不平等增長時，下層階級和中產階級都會支持“（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政策”，因為“不平等的加大將會減少（人民）收入的中間值”（cited in Solt, 2008, p.57）。這個模型展現了大部分人對於民主的理解：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是公平的，這裏的公平是指這個國家代表著大多數國民的共同利益。當事情出錯的時候——事情經常出錯——包括貧富差距拉大，進而損害大部分人利益這樣的錯誤，大多數國民應該更大程度地參與到政治決策當中，去調整這個錯誤，從理論上講，最終是能夠成功的。像McChesney所說的，“如果民主制度是成熟的，那麼它必然能夠產生一定的壓力去縮小經濟不平等（p.283）。畢竟民主制度應該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常識性的猜想就像鬥爭學說主張的一樣。然而，這樣的假想極少在現實中發生。
Solt（2008）指出經濟不平等是如何侵蝕民主制度的：它賦予了富人相對於窮人更多的權力（p.57）。這使得不僅大多數人沒有辦法在（財富）重新分配政策上打敗少數富人，而且那樣的政策甚至“不可能在政治決策的過程中被提起，即便相對較窮的公民想要這樣做”（2008, p.57）。Gilens在他關於“不平等與民主回應”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政治遊戲只是為富人設計的，中產階級——遑論窮人——基本上是被忽視的（p.794）。看起來經濟不平等實在是腐化了美國民主的方方面面。媒體和政治參與度的腐化，這樣的解釋聽起來是十分膚淺的。難道就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經濟不平等好像永遠都在給民主政治製造麻煩嗎？也許是有的。
也許資本主義這個經濟上的意識形態和民主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為了（對兩者的關係）進行更清楚的觀察，這個故事將被追溯到啟蒙時代。十七世紀末期，民主體制被認為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a classless society），因為當時的人普遍相信“如果一個人要替另一個人工作，那個人（和另一個人）在政治上是永遠不可能平等的”（McChesney, 2000, p.284）。那時候民主不單是一個政治上的而且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然而，傳統民主的有關經濟的分支逐漸被遺棄了，然後和資本主義結合，形成今天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就像C. B. Macpherson所說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結合體，是“平等的政治（制度）與不平等的經濟（制度）的融合”（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284）。然而問題是：既然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融合了兩種本質上互為矛盾的元素，它真的能夠運轉起來嗎？今天，答案已經十分明顯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是不能共存的，其中一個終將贏得勝利。而得勝者，毫無懸念地，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通過兩種方式來腐化民主：第一，資本主義一定會帶來一個階級社會（a class society），在這個社會裏，少數富人肯定會擁有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違反了民主政治那“多數人統治”的信念；第二，資本主義還會腐蝕“民主的精神”，因為它假定所有人類都是自私的，強迫著人民去相互競爭，去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雪上霜（McChesney, 2000, p.284）。
邏輯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總是傾向於自由市場，小政府，全球化等等，為了獲得更多“商業活動的自由”，這樣肯定會伴隨著一個階級社會（a class society）。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則”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就像是被它推翻的封建制度一樣，“必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少數富人擁有大部分的社會財富（McChesney, 2000, p.285）。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可以被用來換取政治權力（至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此），那樣的權力不但可以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財產，甚至能夠“摧毀大多數人追求一個更平等社會的努力”，進而把他們自己推到一個不可戰勝的位置（McChesney, 2000, p.285）。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褻瀆了民主的核心價值。民主精神是要鼓勵人民關心他們自己社會的利益，因為從理論上講，在民主制度裏，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高度重合的。然而，資本主義的主張全然相反：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不相關的，因此它鼓勵個體去追求他們自己的福利，即便他們的行為會傷害整體的社會利益也在所不惜（McChesney, 2000, p.285）。最後，小結如下，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從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因為資本主義不但腐蝕民主的結構，還有民主的精神。雖然McChesney不願意否定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他強調，“如果你們真的信仰民主政治，你們勢必要縮小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真正民主的實現）”（2000, p.285）。然而，他不應該忽視他先前指明的事實：資本主義和經濟不平等是孿生兄弟，它們是分不開的。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是腐化美國民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麵是這篇論文的總結：這裏要再次強調這篇論文論證了經濟不平等對美國民主構成了威脅，主要基於三點：1，主流媒體只會表達富人的立場，而忽視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群；2，經濟不平等對於人民的政治參與度有負面影響，富人除外；3，經濟不平等自身，還有資本主義這個促進經濟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它們在本質上是和民主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是互為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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